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提高效率、维护公平:产权四模式对深化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启示

回顾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主要进展,介绍产权四模式的主要观点,提出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的思考和建议。研究发现,林权改革没有统一的格式,产权四模式总结了发展中国家林权改革的一些规律,可以为我国集体林改所借鉴;与其他模式相比,财产权模式对我国集体林改影响最大,明晰产权、提高效率一直是集体林改的目标;农业结构模式明确提出的市场机制可能带来产权不安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制度模式主张政府发挥产权改革的主导作用、制定法律法规巩固产权的主张对深化林权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共有产权模式提出的保留共有森林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一席之地"的主张,为减贫和乡村振兴提供思路。在结束明晰产权主体改革任务之后,应将工作重点转向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巩固产权改革成果、维护农户林权利益;在推动林地规模化经营中,要谨慎推进森林资源金融化,防止出现"代价高昂的不平等";充分认识集体林权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将林改工作从工程式运作逐渐转向常规监管,加强林权管理。     

乡村振兴战略下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是协调乡村人地关系、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及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要素、盘活农民“沉睡”土地资产、增加农民收入及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用地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进程中的宅基地功能演变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宅基地功能拓展为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存在“人的障碍”和“地的障碍”双重制约因素。鉴于此,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破解路径：一是激发农民参与的内生动力以有效破解“人的障碍”;二是探索宅基地多元利用,突出服务乡村振兴以有效破解“地的障碍”。     

理论观照与实践反思:乡村振兴道路背景下产业融合探究

为从全球性现代化的视野观察中国现代化道路,通过在湖北西部（鄂西南、鄂西北）、渝东南、贵州（六盘水、遵义、黔东北等）等地烟草行业综合体建设进行调查,对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产业融合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从“战略”提升为“道路”,表明中国式“两条腿走路”的三农现代化道路认知正式成形,乡村振兴道路在本质上讲是“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是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走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政府是“主导”、乡村是“主场”、就地现代化是“主道”、产业融合发展是“主业”、内生发展是“主流”、三农工作队伍是“主体”、城乡等值发展是“主向”,再从土地流转关系、政策法规、主导产业培育、共享经济平台建设等方面,培育和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产业融合工程。     

游客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及其城乡差异表征——基于CGSS 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3数据,以旅游领域为切入点,以游客为研究对象,分析游客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环境问题了解程度、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游客环境知识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因素对游客环境知识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据此提出,应通过教育手段增进游客环境知识的储备,通过宣传手段推进游客环境知识的积累,通过行政手段加强游客环境知识的引导,进而引导游客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和实施公共环境友好行为,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14—2018年21家农商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银行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宏观经济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宏观监管体系、提升风险监管能力等对策,以有效控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维护宏观金融市场的稳定。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表面摩擦驱动收卷的玻纤布卷驱动力特征

与传统股权相比,扶贫股在出资、股权类型、权利内容、收益分配、退出机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创新做法,但存在制度回应弱、效益吸引力不够、相关利益协调不足、长效的收益分享机制缺失、平台治理参与局限等深层次问题。据此,应立足中国实践,在集体股的框架内,明确扶贫股的法律属性,以集体股制度创新为路径,从制度层面规范扶贫股。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